民航二所与深圳空管站开展技术交流

二是鼓励征信机构完善科技企业信用评级技术、评级机制，综合运用金融数据和替代数据，构建科技企业评价模型，增加科创类评价指标。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明确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通过对产品的向下穿透，核查投资标的底层资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金融治理体系。行为监管体现了双峰监管的理念。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的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职责划入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金融系统党的工作，指导金融系统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从实践来看，持续监管是把持续性监管安排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强调时间上的连续性，要求银行监管不能搞运动式和一次性，对金融风险要持续跟踪、分析、监控和纠正的过程，直至实现监管目标。从互动机制来看，普惠金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手段，而经济增长又反哺普惠金融的发展。

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开启了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原有的监管体系相比，从根本上理顺了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架构，也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分业到统一的转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世界观到方法论、从金融工作中心任务到制度保障，强调八个坚持，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这为开创新时代金融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数字金融业务模式和业态正在不断进化之中，目前主要包括数字货币、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证券、数字保险、数字理财等金融业态。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创新的大量数字化产品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营利模式造成冲击，并由此倒逼金融机构大力拓展营利途径，开发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的产品，提高自身资产配置效率，继而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从国别看，中国金融科技专利占比为44.3%，位列第一，美国以20.2%排名第二，韩国、日本分别以10.5%、6.9%排在第三、四位。银行通过建立实时大数据动态风险评估框架，可以提高对自身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流动性结构的判断能力，继而降低资产负债到期损失，增强对流动性头寸数量的有效控制。数字金融风险叠加了数字风险与金融风险，前者涉及网络安全风险、数字技术应用风险、信息基础设施风险和数据风险等，后者涉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等。

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对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必须紧紧围绕提质增效和防控风险的目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化监管能力，加强数字技术原始创新，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深入落实数字乡村行动计划，加快农村地区数字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开展征信体系、涉农大数据、农业技术服务与培训，做好线上+线下业务。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支持。为此，必须加快完善明显制约数字金融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安全多方计算、区块链、联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科技为基础，构建安全、合规、统一的数据要素平台，推进区域数据中心集约化建设，加快大数据传输通道建设，不断提升数据传输能力。数字金融可以利用全面场景应用、大数据等技术，提升风险评估、反欺诈、金融服务合同分析、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等方面的风险管控能力。

金融科技公司搭建的数字支付系统简化了交易过程，减少了交易时间和成本，提高了支付效率，进而提升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在金融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国金融科技专利申请量占据领先优势。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提供有效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都存在极大挑战，而中国数字金融行业的快速崛起，证明了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以移动支付、数字信贷等代表的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克服地理障碍与传统风险评估的盲点，实现以较低成本向小微企业和各地各类人群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者提供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前瞻考虑面向全球的规则、技术、标准、认证和平台搭建，推动建立稳定、平等、均衡、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

加大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科技研发力度，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和颠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抢占未来数字金融发展的技术先机和主动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近年来，数字金融在中国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以及小微企业享受到了便捷的金融服务。为此，必须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严防道德风险。

大力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高水平开放给予关切。在强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功能同时，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职能，合并设立中国银保监会，组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防范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继续强调现代金融体系建设，一是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功能，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金融系统是一个经营风险的专业体系，金融风险应对和处置是常态任务，金融监管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保障。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金融活，经济活。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对外开放作为重大举措，提出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其后，港股通、债券通（北向通）等金融开放新举措得到落实。

面对日益凸显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着重改革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领导机制，着力提升政策统一性和协调力，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历次会议均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完善作为基础性任务，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这为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发展和专业化监管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是中国金融平稳健康发展的监管体制基础。金融发展离不开战略的指引和政策的保障。同时更好地支持刚性、改善性和保障性住房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在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将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覆盖面、针对性和有效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承担证券业外的所有监管任务，具有统一监管属性或监管兜底功能。

为进一步保障金融监管有效性，亟待构建现代化金融监管体系与之相匹配。2007年和2012年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注重强化金融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发展金融基础设施，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强化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发展保险市场，逐步形成了法治化、多层次和现代化的金融体系，我国主要金融市场迈入全球前列。

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1997年11月召开首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起，我国已经成功召开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会议还要求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要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有效缓释风险。

本文梳理六次全国性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工作演进，以更加深刻领会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更好地学习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金融领导体制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其后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金融工委），强化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及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垂直领导，同时明确金融工作是中央事权的管理体制。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鉴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性，以及国际社会改革的镜鉴，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宏观审慎监管纳入金融监管政策框架之中。

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市场导向原则，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升金融市场发展质效，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设立运营科创板，试点并全面推广注册制，要求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发展质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通过设立制度、完善法律、健全机制，提升金融风险应对的针对性、法治化和有效性。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当然，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需要统筹发展、开放与安全，促进内外两大市场良性互动、有序融合、共同繁荣。

二是要健全金融要素的定价机制，深化金融要素市场化定价改革，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充分发挥信用利差的定价功能。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推进，各项目标的取得，都依赖于强有力的金融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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